1942年5月，彭德怀带领八路军总部成功打破了日军的铁壁合围。但在战斗结束后，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突然失踪了。大家都以为浦安修可能被敌人抓走了，然而，没过多久，浦安修又出现在了八路军总部。彭德怀装作镇定地对她说：我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呢？浦安修微笑着回答：日本鬼子抓不到彭德怀，当然也抓不到他的老婆。作为革命夫妻，虽然他们没有子女，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彭德怀与浦安修形成了深厚的默契。
1950年10月，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由于保密需要，他并没有立即告诉妻子浦安修这个消息。直到志愿军在朝鲜站稳脚跟后，彭德怀才通过人手将这一消息告知浦安修。浦安修自己也是经历过战争的革命者，她非常理解这一点。可是作为妻子，浦安修十分担心丈夫的健康，特别是听说志愿军前线只能吃罐头后，她立刻想到彭德怀的胃病，便托人送去药物和罐头。1951年，彭德怀带领志愿军经过艰苦的作战，成功稳住了朝鲜战争的局势，组织上也动员浦安修前往朝鲜探望彭德怀。浦安修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志愿军修建的坑道里见到了彭德怀。在途中，浦安修不幸被美军飞机炸伤了头部。虽然两人终于见面，但由于战事紧张，浦安修不得不很快返回国内。后来，彭德怀回国汇报工作，与浦安修再次重逢时，他曾深情地对浦安修说：我应该感谢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却从未抱怨过。 浦安修平静地回答：怎么能埋怨你呢？这一切都是敌人造成的。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时期，彭德怀与浦安修始终保持着深刻的理解与默契。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批为反党分子，并被错误地指控为里通外国的敌人，他的处境极其艰难。面对可能的严厉后果，彭德怀立即为自己定下了三条原则：一是将所有危险揽在自己身上，决不连累人民；二是为了保护人民军队，牺牲个人利益；三是宁可让自己声誉受损，也不让他人受到伤害。最终，彭德怀决定与妻子浦安修划清界限。虽然这一决定看似不合常理，但当时确实有很多人表示理解和支持。 为了让浦安修死心，彭德怀在朋友的帮助下，采用了分离而不往来的策略。他在浦安修面前切开一颗梨，分成两半，两人各吃一半，寓意着分梨即分离，从此不再有任何来往。接下来，彭德怀和浦安修一年只见一次面，这样的安排避免了浦安修被卷入更多的批斗之中。彭德怀采取了这一苦肉计，从而保护了浦安修。进入六七十年代后，彭德怀尽管复职，但仍遭遇了不公正的打压。直到他去世，他身上的罪名始终未能洗清。1974年11月底，彭德怀因病去世，党政军民都为这位开国元帅的逝世感到悲痛，浦安修当然也不例外。对浦安修而言，彭德怀的去世意味着她失去了一个深知彼此的丈夫和亲密无间的战友，她一度深陷痛苦，无法自拔。 幸好，组织最终查清了彭德怀的冤屈，并为他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犹如春风吹拂，给浦安修带来了些许慰藉。她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专心搜集彭德怀生前的资料。为了确保资料的准确性，浦安修废寝忘食地查阅资料、做笔记，还亲自前往彭德怀曾战斗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短短两年间，浦安修走遍了井冈山、遵义、赤水河、会宁、太行山、陕北、兰州等地，最终编写出了《彭德怀自述》一书。书中内容真实、客观，生动地讲述了彭德怀的一生，出版后迅速畅销，成为了人民群众了解彭德怀的重要读物。后来，浦安修又撰写了三本书，讲述彭德怀的生平，还亲自参与制作了历史影片《彭大将军》。浦安修做这一切，不仅是对人民的交代，也是对党的贡献，更是她对彭德怀深深的思念与悔疚。 彭德怀平反不久，浦安修收到了总参管理局的通知，要求她领取彭德怀的遗产和遗物清单。第二天，浦安修就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彭德怀遗产的分配问题。她希望通过会议来见证这一过程，并表示要按照彭德怀生前的准则来处理这些遗产。彭德怀的遗产包括一些生活和军事用品、以及生前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合计48000元。按照彭德怀的遗嘱，浦安修首先拿出1万元捐赠给湖南浏阳的乌石小学。组织在彭德怀的追悼会上留下了两笔欠款，浦安修亲自将1000元的经费和460元的照片冲洗费用偿还。 之后，浦安修还为彭德怀补交了党费5540元。剩余的钱，浦安修作了如下安排：拿出3000元支持彭德怀家乡的生产队建设，1000元资助家乡的生产队，2000元帮助贫困家庭，另外10000元存入人民银行，用于支持国家建设。其余的钱则分给了11位与彭德怀关系密切的人，包括彭德怀的8位侄子侄女、警卫员、司机、秘书等。浦安修在分配这些财产时曾说：我了解彭德怀，他一生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严于律己，我要按照他的遗愿，继续坚持我党的优良作风，给他争光。她这番话发自内心，展现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1979年4月，中央组织部高度评价浦安修，称她将我党的好传统当作‘传家宝’留给了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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